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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所谓出震而齐巽者出自《易传》帝出乎震，齐乎巽[92]，那已是后世的观念。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第63–64页。[29] 许慎：《说文解字·页部》。

……乃卜三龟，一习吉。[32] 这些君臣死后都会成为上帝的臣下，只不过地上的君臣死后去往天庭，却都是臣，即在他们之上多了一位至上神。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这些祖先神，除王者的祖先以外，还有其他贵族的祖先。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

这里一方面体现了至上神的无私，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祖先神的偏私。简而言之，周公是以世俗权力来操控神圣超越者的天意，再反过来以神圣超越者的天命来论证世俗权力。⑥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正像改革开放是对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左的一套的反拨，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很快就凸显了对其中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主题的关注。西方社会似乎在放弃自己过去所宣扬的价值观，而走向反理性、反文明的立场。就如谢地坤指出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贺麟、陈修斋等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意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接触到以匈牙利的卢卡奇、德国的柯尔施、意大利的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一方面，中国哲学界越来越从仰视西方的心态转变为比较理性的平视性态度。作为外来词和参照西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科，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要深深地受西方的影响。

例如，复旦大学哲学系连续几年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与此同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逐渐从英、美、德、法逐渐向奥地利、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其他国家扩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应该给予正确的分析和恰当的回应。另外，这套书在形式上每一部似乎又是可以作为单一主题而存在，有其明显的特点。

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劳动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单位，在安徽省芜湖联合主办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例如，报纸、杂志有越来越多中西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发表出来，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前沿》(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杂志，从2006年创刊到今天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版发行了14年，该刊物既发表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也发表西方哲学工作者的论文，表现了中西哲学家们双向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中外哲学家讨论学术问题的平台。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地对立起来。各大学哲学系均不系统开设本学科课程④。

只有善于向他者学习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全书近600万字，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对突破日丹诺夫对哲学的教条主义定义，扩大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视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大学哲学专业教学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等单位编写了全国高校统编教材。

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编的《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1.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0年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是人的哲学研究的兴起，与西方哲学学术界的接触让我们感受到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刚刚见到西方哲学之后导致了思想震惊或思想震荡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由韩震牵头还编了《现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选读(英文版)》《西方经典哲学原著选读(英文版)》。既然将西方哲学归结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那么我们就应该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对其进行批判。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199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军对垒情况下，新中国最初对西方哲学有某种排斥的态度，除肯定某些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价值之外，主要是批评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面。更加重要的是，在广泛征求学术界意见和吸纳研究人员建议的基础上，1963年商务印书馆拟订和公布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能够逐渐翻译一部分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们的哲学理论不仅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而且变得越来越缺乏包容性发展和创造性拓展。

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系统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来自全国28个省市***85个单位的17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以中国当代哲学知识视野的宽度和理论观念的深度，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以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加以对待，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当代西方哲学就更加难以正确地对待了，因为从资产阶级进步性已经终结的观点出发，现当代西方哲学都被简单归结为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反动哲学，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学术研究就更加困难了，许多学者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是非之地。

譬如，早在1979年4月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把《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列为重点工程。张志伟的《西方哲学智慧》传播很广，赵林等人也编有颇有影响的教材。譬如，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社群主义哲学、认同问题的理论，都几乎是同步得到中国哲学界的注意、研究和介绍。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西方同行的认可。

在20世纪，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度就很高，但都有些随着社会的关注和个人的兴趣而铺开的特点，同时也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出版资金实力的限制。赵敦华2018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哲学要义》，成为学界的一个佳话。

由韩震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哲学所学者编写的《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2009)》《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10)》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出版。毋庸置疑的是，在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互动中，中国的哲学思辨力和理解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中国的时代性变化引起了许多新的效应。由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

当然，西方的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与我们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西方哲学内在的消极影响和对中国既有秩序的解构作用也逐渐显现。除了《剑桥哲学史》的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冯俊主持的多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翻译，《劳特利奇哲学史》是西方世界在走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它对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种编年式的考察。第5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例如，许多西方刚刚出版的著作很快就会有中文版，如万俊人等人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

三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始从纯粹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转向利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结合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第4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个成果是，对西方哲学学习研究的热度推动了学科点的建设，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凭借历史传统在培养西方哲学学科的硕士、博士，后来许多学校也逐渐建设了西方哲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学校。

⑨ 第三，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队伍和机构已经非常壮大。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都被翻译并且公开出版了。